一、牟林翰与包丽间的精神控制与人格践踏的聊天记录
在牟林翰与包丽的对话中，一种深层的心理操控与人格贬低逐渐浮出水面。
1. “非处”标签背后的精神施压
牟林翰不断强调包丽的“非处女”身份，用极其刻薄的言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他声称女性的第一次会留下生理痕迹，进而对包丽的自我认同进行无情摧毁，用极端物化的言论将其贬低为“被人骑在下面，像个动物一样”的存在。在这种持续的压力下，包丽逐渐失去了自我反驳的勇气，被洗脑后自我否定，甚至称自己为“垃圾”、“毫无价值”。
2. 情感绑架与极端威胁
在这段关系中，牟林翰不仅进行情感上的操控，还多次以自杀威胁包丽，要求其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爱”。这种扭曲的爱意表达方式，包括了要求包丽纹身、拍摄不雅照片作为所谓的“惩罚”，甚至逼迫其怀孕并堕胎，以此留下所谓的“永久记忆”。
3. 持续的暴力行为与严密监控
从两人的聊天记录中不难看出，牟林翰对包丽实施了肢体暴力，如扇耳光、拧手臂等，并且严密监控她的行踪。包丽曾试图逃离这种生活，但她最终因恐惧而未能彻底行动。
二、自杀前的绝望与沉默的反抗
包丽的自杀行为并非突然之举，而是长期心理压抑的爆发。
1. 微信中的绝望留言
自杀前，包丽向牟林翰发送的最后几条微信充满了绝望与自责，如“此生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此了”、“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在与母亲的留言中，她更是表达了自己的罪责感。随后，她吞服大量药物，并在微博上发表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言论，这可能是她试图寻求帮助或摆脱困境的最后一丝挣扎。
2. 牟林翰的冷漠反应
面对包丽的自杀行为，牟林翰的反应异常冷漠。他不仅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或通知包丽的家人，还向警方撒谎。当救护车赶到时，他半拖半拽地将包丽送医，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急救措施。
三、聊天记录的恢复与案件的深入
牟林翰与包丽的聊天记录对于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至关重要。
1. 关键证据的再现
牟林翰在事件发生后删除了两人手机中的所有聊天记录，但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成功恢复。这些恢复的关键证据显示牟林翰长期侮辱、威胁包丽，并多次发表贬低女性的言论。这些证据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舆论的觉醒与案件的推动
聊天记录的曝光引发了社会对PUA和精神控制的广泛讨论。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司法机关也开始重视精神暴力在亲密关系中的法律定位。包丽的母亲公开了部分聊天记录截图后，舆论对牟林翰的行为进行了广泛的谴责。这一事件不仅为包丽事件中的受害者寻求了公正，也促使社会对这类行为保持警惕并进行反思。这一案件的成功处理也为未来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