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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中有着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尤为突出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些文化特点也都体现在湖南的酒文化里，南岳洞庭，岳麓湘水，湖湘美酒飘溢着醉人的芳香。那么，湖南酒文化与湖南人有什么渊源？湖南酒文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历史文献中，古人对湖湘饮食亦有丰富的记载。如屈原在《楚辞》中就提到过衡阳古酒“骿酒”，并称其为“楚源骿”，他还在《招魂》中，对楚地湖南宴席上的美食和美酒均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战国策·魏策》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据专家考证，仪狄为女性酿酒官，极有可能是古武陵地域的部落先民。特别是古武陵文化圈的“酉水”、“澧水”，就与酒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辞源》中写道“古文酒与酉同”。
按湖南民间说法，酉水河以前又叫酒河。而《酉水·禹贡》说酉水就出自今沅陵，酉水流域分属湘、黔、渝、鄂边区的武陵山地，为古酉人的世居地，酉水古称酉溪，是武陵五溪之一。“远在唐虞，为三苗地。”“楚、秦为黔中地，汉以降，先后设有酉阳县、酉阳州、酉阳军、澧县、澧阳县等”。
古代酉、酒、醴、礼都是相通用的，醇酒也叫醴酒，甲骨文中此字正象以陶豆盛醇酒祭神之状，后人加酉旁为醴，《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上古时善于酿酒的部落所居之水为澧水。，楚国一地盛产菁茅（也称之为苞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这种茅草同样也盛产属于楚国的湖南湘北和湘西一带。
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贡品，就有这种茅草，主要用于缩酒祭祀。《论语》、《楚辞》、《吕氏春秋·本味》、《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北山酒经》等文献对湖湘饮、食均有丰富的记载。
，在湖南民间还有许多关于炎帝湖南酒——酒文化——造酒传说，中华民族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二帝中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开创者和传播者的炎帝，“始作耒耜，教民稼穑；普尝百草，始有医药；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日中为市，首倡交易；耕而作陶，创制陶器。”炎帝缔造了中华古国最早的文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誉为是农耕文化的创始人。
炎帝在湖湘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足迹，湖南是神农炎帝和黄帝的生活之地和炎帝安寝之地（株洲有炎帝陵）。炎帝是农耕文明的始祖，也是酒文化的奠基人，炎帝时代已具备了酿酒的原料、贮酒的设备，并从猿猴造酒出了酿酒的技术，，炎帝贵为帝王不可能亲自动手，只能教导和指导他人酿酒，依此来看，那酿酒之人必是湖南先祖了。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不仅有酒和大量残留食品的遗迹出土，而且还有食简、筷子和饮器、食器等，其量之多，其质之精，其包含的应用范围之广，足可以开一个汉代饮食博物馆。
在西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关于酒的记载有白酒、米酒、温（酝）酒和肋酒等几类，特别是在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这两本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还有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酿酒工艺记载；马王堆汉墓女尸数千年不腐的原因之一就是经过了“七窍灌酒”；在澧县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考古还发现了用于滤酒的“漏斗形澄滤器”，这便是距今7000年——9000年前在湖南已出现酿酒工艺的历史见证。
湖南还发掘出了中国南方最多、质地和造型最优、堪称国宝的青铜酒器。以上所述都从文字和实物上充分证明了古代湖南自中华人文初始时，就产生了酒文化。
湖南有着多种戏曲表演形式，而湘剧也是其中之一，湘剧主要流行于长沙、湘潭等地。湘剧文化也一直是湖南甚至全国人民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众多的湘剧曲目对现代戏影响很大。下面的湖南文化带你走进湖南的湘剧文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湘剧”名称最早见诸民国9年（公元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明代成化年间，长沙是吉王府所在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的繁荣。外来的戏曲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与本地区汉族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这一包括“高”（高腔）、“低”（低牌子）、“昆”（昆曲）、“乱”（乱弹）四大声腔，唱白用中州韵、富有本地特色的剧种。
高腔源于弋阳腔，早在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已有关于弋阳腔在“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弋阳腔在传人长沙之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剧高腔。从《精忠传》等古老的连台本戏以高腔、低牌子合演的情况看，后者的产生年代约与前者同。
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根据“长沙老郎庙班牌”，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和六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八年间的江宾谷所作的《潇湘听雨录》卷三，曾记载湖南布政使杨廷璋陛见时，官场公饯，曾演出昆曲《三多》。这一时期当是昆曲传入长沙的时间。高、昆同台演出，直接影响到高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当年老仁和班小生喜保和杜三演唱的《赶斋泼粥》、《打猎回书》等高腔戏，也曾经吸收了昆曲表演中许多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在当时也曾名噪一时。至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昆曲逐渐衰落，并退出湘剧舞台。光绪三十一年，长沙人叶德辉在《和桧门观剧诗》中有“昆山近又无人会，那解寻源白石翁”句，说明当时昆曲在湘剧中的处境。
乱弹又叫做“南北路”。其来路尚无定论，但湘剧在吸收了徽班中的《大长生乐》、《偷鸡》等一类剧目，并将其曲调称为“安庆调”，其他属于安庆“花部”的《水淹七军》、《龙虎斗》、《路遥知马力》、《王祥吊孝》、《李大打更》、《困曹府》等，也都是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徽班源于秦腔的《如意钩》、《锁云囊》，后来也传到湘剧班。，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毒杨勇》等剧目，可见湘剧的早期发源与徽剧、汉剧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高、乱合演的剧目，如《金丸记》中《盘盒》一折唱高腔，《拷寇》一折唱乱弹腔。由于高、乱同台，得以互相借鉴，并且相互促进高腔吸收了乱弹所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了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等，使湘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又前进一步。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剧流入长沙。四年后，又有十八个京剧艺人在长沙参加湘剧班并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学习难度较大的武功，在演唱中吸收了京剧的一些花腔。
综上，湘剧发源于明代，至清朝中叶已逐渐形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又历经变化而形成以高腔和乱弹为主要声腔。其班社在康熙年间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班社逐步增多，如以唱昆曲为主的大普庆班，浏阳、醴陵一带则出现由九人组成的“案堂班”（见乾隆《醴陵县志》“风俗”条）。当时。长沙、湘潭已经修建老郎庙，并于乾隆末年设九麟科班。道光年间成立以乱弹为主的仁和班。同治、光绪年间，班社蓬勃兴起，至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内有仁和、庆华、春台、仁寿、同春等五班，湘潭有永和、庆和等班，浏阳有清胜班，宁乡、益阳有大观班和福林班，至建国前夕，湖南全省湘剧班社达二十一个，艺人一千二百多人。自道光年间起，至建国前夕，所建立的科班达二十八个，开科六十多期，分布于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茶陵等地。其中以道光后期起科的五云科班开科最长，经历数十年，培养艺人四百多名。其后较有影响的有三元、华兴等科班。1920年后设立的福禄、九如、福喜等坤班，是专门培养女艺人的组织，开科长达十余年。
湘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剧目千余个，内容丰富有来自北杂剧的剧目，如《单刀会》、《诛雄虎》、《回回指路》等；有来自早期弋阳腔的剧目，如《目连传》等；有来自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还有大量《三国》、《水浒》、《杨家将》及“三十六按院”的一大批南北路剧目。经演出实践的消长更迭，现有传统剧目六百八十二个，其中弹腔剧目有五百个以上，高腔剧目近一百个，低牌子剧目保存在连台大本戏中的有二百多折，但独立单出的则为数不多，昆腔及杂曲小调剧目亦少。
我国道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道教文化理推万物，对我国的哲学、艺术、文学、音乐、医药、天文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自古就是道教洞天福地。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下湖南文化之道教文化。
天师张道陵，于东汉中期“自天目山游南岳，谒青玉、光天二坛，礼祝融君祠”，东汉末至魏晋之交，先后又有张正礼、冶明期和陈兴明等名道在南岳栖止修真，上清派第一代宗师魏华存，于东晋初入南岳，开坛布道。从东汉至晚清，在湖南境内从事修真、传道的著名高道，达数百人之多，其中南岳高道
湖南是一个有着许多少数民族的省市，所以它的语言也是多样化的，除了湘语外，还有许多种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他们都使用本族的语言进行交谈。想更了解湖南方言文化吗？下面的湖南文化为你带来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湖南方言，也叫做湖南话，不等于湘语。湘语只是本地的代表性方言，是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湘语的代表是长沙话。对湖南方言做全面研究和描述的着作是2013年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等的着作《湖南方言》。湖南方言的分布跟湖南的地理情况密切相关。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