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帛书《易传》窥探战国易学的哲理化探索
刘大钧曾盛赞马王堆帛书《易传》六十四卦经文及其传文的出土，这是易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的确，这一发现为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帛书《易传》六篇大多成书于战国时期，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之前的珍贵文献资料，它极大地拓展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是研究战国易学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我们知道，战国易学在易学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它承前启后，不仅继承了孔子开创的解《易》思路，而且对两汉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奠定了《周易》一书的性质和旨趣。本文将以帛书《易传》为主要依据，深入探讨战国易学的特点。
战国易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言占筮，而是强调观其德义。《尚书洪范》中提到卜筮是当时君主决疑的手段和工具，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占筮尚流行，但已经出现“不烦卜筮”的思想倾向。例如，《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了楚惠王不再依赖卜筮，而是根据公孙宁的德行来判断事情吉凶。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人的德行在判断吉凶中的作用，而非完全依赖占卜。帛书《易传》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帛书《系辞》没有传世本《系辞》“大衍之数”章，这表明帛书《易传》对占筮持否定态度。《要》篇也强调了“明君”通过了解天地之心而知吉凶，而非依赖卜筮。这些都是战国易学“观其德义”思想倾向的体现。
战国易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阴阳五行，并以此解《易》。这一特点在帛书《易传》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衷》篇中提到无德之人不应占卦，因为阴阳五行与人的德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积累德行的人才能准确使用《周易》进行占卜。这一观点强调了阴阳五行与人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
战国易学在继承春秋时期以德义解《易》的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摈弃了占筮功能，纯讲德义。它确立了“观其德义”的解《易》思路，并重视阴阳五行。这一时期的易学思想为后世易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帛书《易传》，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易学的哲理化探索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解读《易经》之阴阳五行哲学
战国时期的易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以阴阳、五行的观念解读《易经》。早在古代典籍如《礼记祭义》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有对阴阳五行与《易经》紧密联系的记载。
阴阳与五行观念，可追溯到殷商西周之际。原始的阴阳概念描述的是阳光的向背，而五行则最初指的是日常所用的五种材料。这些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系统化、抽象化，并融入哲理，成为解释天地造化或宇宙起源的工具。
在战国时期的易学中，阴阳、五行与《易经》的结合尤为显著。传世本《易传》虽只提及阴阳概念，但帛书《易传》中则同时涵盖了阴阳与五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帛书《易传》中，“阴阳”具有三层含义：
1. 它体现了龙的神圣之德。龙能上达星辰日月之间，也能下潜深清之渊，这种能阴能阳的特性正是龙的神性体现。
2. 阴阳指的是阴卦与阳卦，这是对《易经》中“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深入解释，也是《周易》形成的基础。
3. 阴阳代表着天道的客观规律，主要是指自然秩序。如日月交替即是一阴一阳的表现，而天道即指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
至于“五行”，在帛书《易传》中也是一个重要概念。它频繁出现，并与季节历法紧密相关。五行（水、火、金、土、木）分别与五季对应，以此描述地道的运行规律。例如，《二三子问》中提到君主行政应顺应天时，如春行春政，夏行夏政等，这体现了五行与自然界的紧密关联。
在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易学发展出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孔子提出的“观其德义”的解《易》路径，确立了德义优先的原则；二是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成熟，自然哲学兴起，理性思维得到发展。《易经》在这一时期成为一部哲理之书的关键就在于这两大线索的交融发展。帛书《易传》中的材料显示，人文理性和自然理性在战国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前者为汉初易学的发展方向，后者则孕育了两汉象数易学。阴阳五行学说在解释宇宙的形成和天地万物的原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易经》与阴阳五行的结合，不仅揭示了古人的哲学智慧，也展现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入观察与理解。这种结合体现了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敬畏与探索，也为后世哲学、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